在家庭日常交往中，长辈与晚辈间的款项交付十分常见，或为保管，或为赠与，多数情况下基于亲情无需书面约定。但当亲属关系发生变化，此类款项的性质认定往往成为争议焦点，甚至对簿公堂。近日，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返还财产纠纷案件，便集中体现了这一问题。苏州知名律师结合案件判决，对其中的法律逻辑与实务要点进行了解读。

 

　　案情概述：十六万元款项争议，是保管还是赠与？

 

　　原告杨某某与被告黄某某系前祖孙媳关系。黄某某与杨某某的孙子杨某某曾两次建立婚姻关系，2006年首次登记结婚，2012年协议离婚，2015年12月复婚，最终于2016年7月经法院调解离婚。该案争议的核心，是2016年2月20日杨某某交付给黄某某的160030元款项。

 

　　杨某某诉称，该笔款项系其拆迁款，因年事已高且孙子行事不够稳妥，故交由当时仍为孙媳的黄某某保管。2016年7月其孙子与黄某某离婚时，便要求返还该款项，但黄某某主张将款项抵作孩子抚养费而拒绝归还。后杨某某因病住院，急需资金治病，再次索要仍遭拒绝，无奈诉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，请求判令黄某某返还款项及相应利息，并承担诉讼费用。

 

　　黄某某则辩称，其确已收到该笔款项，但并非保管性质，而是杨某某在其与杨某某孙子复婚后，自愿赠与二人女儿杨某某的款项。因孩子年龄尚小，故将款项存入其名下代为持有，不应承担返还义务。

 

　　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016年2月20日，杨某某从银行取款160030元后，将该款项交付黄某某存入银行，此事实有建设银行储蓄存单、存款凭条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佐证。庭审中，杨某某自愿将利息主张调整为从起诉之日起计算。

 

　　法院判决：举证不足担不利后果，款项应返还

 

　　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认为，在正常家庭关系中，长辈向晚辈交付款项，无论是委托保管还是无偿赠与，均属合理情形，但双方对此产生争议时，需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厘清事实。

 

　　本案中，原告杨某某主张款项为保管性质，其所述“年事已高、孙子不靠谱故委托孙媳保管”的理由符合一般家庭情理，且否认存在赠与意思表示。根据法律规定，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，故本案中主张赠与关系成立的黄某某，需对赠与事实承担举证义务。

 

　　黄某某仅提交了婚姻介绍人陆某某出具的证明作为依据，但庭审中明确陆某某系其姨夫，与自身存在利害关系，且陆某某未到庭作证接受质证。在此情况下，该证明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。因黄某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赠与关系成立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。

 

　　关于利息部分，因黄某某在杨某某索要款项后拒绝返还，杨某某主张自起诉之日（2018年5月29日）起，以160030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 

　　最终，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判决黄某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某某款项160030元及相应利息，案件受理费由黄某某负担。

 

　　苏州知名律师解读：家庭款项往来，举证是关键

 

　　苏州知名婚姻家事律师指出，此类家庭内部款项纠纷频发，核心症结在于亲属间多依赖口头约定，缺乏书面凭证，导致纠纷发生时难以举证。结合本案，有两大法律要点值得关注。

 

　　其一，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。根据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本案中，原告主张保管关系，已对款项交付事实及保管理由作出合理说明，且有取款、存款凭证佐证款项流转；而被告主张赠与关系，仅提供利害关系人的书面证明，无其他证据佐证，且证人未到庭质证，证据效力不足，故法院未支持其抗辩。

 

　　其二，赠与关系的认定标准。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，需具备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及财产交付行为。家庭中长辈对晚辈的赠与，虽可基于亲情无需严苛形式，但涉及大额款项时，仍应留存明确赠与意思的证据，如书面赠与协议、聊天记录、录音录像等。若仅以“为孩子保管”为由主张赠与，却无证据证明赠与人的真实意愿，难以获得法院支持。

 

　　此外，律师强调，亲属间委托保管款项时，同样应形成书面保管协议，明确款项金额、保管期限、返还条件等内容，避免日后因关系变化引发纠纷。若确实不便签订书面协议，也应留存微信、短信等文字沟通记录，明确款项性质，为可能的维权提供依据。

 

　　王敏霞律师点评：离婚纠纷背景下，家庭款项更需厘清性质

 

　　作为长期处理苏州地区离婚及财产纠纷的律师，我对本案感触颇深。该案发生在双方复婚又快速离婚的背景下，款项争议本质上是离婚后家庭财产清算的延伸，此类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。

 

　　从离婚律师的专业视角来看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前后的家庭款项往来，极易因亲属身份叠加而变得复杂。尤其是涉及长辈出资、代持款项、抚养费抵扣等情形时，双方往往各执一词。本案给我们的警示的是，即便在亲情语境下，大额款项往来也应坚守“明明白白”的原则。长辈交付款项时，若为委托保管，应明确告知晚辈款项性质，并留存相关凭证；若为赠与，需明确赠与对象（是赠与子女一方还是夫妻双方、抑或是孙辈），避免日后因婚姻关系变化引发财产争议。

 

　　同时，本案也提醒当事人，面临此类纠纷时，需注重证据的收集与固定。除了款项流转凭证，能证明款项性质的沟通记录、证人证言（无利害关系人优先）、录音录像等，均是重要证据。若证人与一方存在利害关系，其证言需结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链条，否则难以被法院采信。

 

　　婚姻家庭纠纷的核心往往不仅是财产分割，更牵扯亲情维系。建议大家在处理家庭款项往来时，既要顾及亲情温度，也要守住法律底线，通过规范的凭证留存，避免亲情因财产争议破裂，这也是维护家庭和谐的重要保障。